书院是儒家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，主要开展教书、读书，兼及藏书、修书、辩论等活动，书院产生于唐代，成熟于宋代，普及于明清，止于清末，它是中国古代民间教育的重要形式，但与官府也有千丝万缕的关联，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机构。

　　书院在中华文化的发展传承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。中国最早的书院是唐玄宗时期洛阳的丽正书院，正式的书院教育制度则是由朱熹创立，形成、发展于宋代。

　　青海地区书院的历史比较短，规模也相对较小。清乾隆元年（即1736年）的冬天，时任西宁道佥事的杨应琚在大通卫白塔城（今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城关镇）创办三川书院，开青海地区兴办书院的先河。杨应琚是青海地区很有作为的官员，后任陕甘总督、云贵总督。青海地区是他从政的起始地，他在青海创办书院，编纂方志，向西宁周边移民开垦，政绩卓着。

　　乾隆三年（1738年），杨应琚参考白鹿洞书院的管理制度拟定了《大通三川书院学约九条》，遵循“敦延名师，昼夜惟勤，寒暑无间”办院理念。要求学生行“圣贤之法”，求“诗书之经义，明忠孝之大端”，提倡“闭门潜修，同人砥砺”的学风。针对当时大通地区不重视文化教育、“文教不兴”的状况，劝民读书，规定“一家三子，择俊秀者一人入学肄业”，一户人家有三个孩子的，要选择一个孩子去书院读书。“气秉孱弱，力不能胜任稼穑者，尤宜读书勤学，奋志青云”，身体不够强壮，不能干庄稼活的孩子，尤其适合去读书做学问。

　　乾隆二十六年（1761年），大通卫改为大通县，县城设在白塔城。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里，大通地区又相继创办了大雅书院、崇山书院、泰兴书院等书院。

　　道光九年（1829年），当时的大通知县张于淳，在县城东关修建上房5楹，讲堂3楹，斋房40余间，前后3院，共有房舍50余间，创办了大雅书院。咸丰二年（1852年），知县哈甸丰和地方绅士孔廷俎、马廷伟等人对大雅书院进行了修缮。同治四年（1865年），大雅书院毁于战火。

　　同治十二年（1873年），当时的大通知县，湖南湘乡人黄仁治多方筹款，派地方绅士董侯选、教谕梅魁、贡生张锦文、附生张海鲤等人，在大雅书院的旧址上重新修建书院，并更名为崇山书院。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年），崇山书院毁于战乱。第二年，知县史文光筹款，统带祥子营、何得彪捐资，重建了崇山书院，后又被毁。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年），当时的知县，福建侯官人万钟騄申请公款，在大通县城西关创办了泰兴书院，先后聘请大通县贡生梅汝赓和西宁举人蔡廷基为主讲，岳树声担任书院训导。

　　在大通三川书院的影响下，青海地区又相继创办了8所书院，有今西宁城区的湟中书院、五峰书院，湟源的海峰书院，乐都的凤山书院，循化的龙支书院，以及大通的大雅书院、崇山书院和泰兴书院。大通也成为青海历史上创办书院最多的地区。这些书院具有明显的官学印记，书院的负责人叫“山长”，由官府委任。书院的办学经费除地方乡绅募集以外，主要由官府拨款支付。

　　清代是青海地区学子参加科举考试最多的时代，据研究者贾伟和李臣玲统计，清代青海东部地区参加殿试、乡试的举人有432人，其中西宁城区最多，有274人，但大都出自外来官宦人家，其次就是大通县，有66人，占到总人数的七分之一，这都得益于大通县先后创办的这些书院。

　　1905年，盛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考试废除，清政府实行“废科举、兴学堂”教育改革，书院全部改为新学堂，大通县泰兴书院也改为大通县高级学堂，1911年建立民国后改为大通县第一高级小学。西宁市区的湟中书院到1906年改为新式学堂，成为青海地区最后一个书院，当时湟中书院的山长是大通县人谢以刚。因此青海地区的书院教育开端于大通之地，终结于大通之人。

　　书院教育注重道德修养，将知识传授、学术研究与品性修养、人格完善有机结合在一起，它对学风士气、民俗风情的培植，国民思维习惯、伦常观念的养成等都具有积极意义。书院教育的开展，在一定程度上使清代文教晚开的青海地区学不加进、业不加修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善，提倡文化教育的风气逐渐流行，对培养人才和引导社会文明风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